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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一方面，中国家庭户规模小型化空间大，可能导致更多的住房和更大的人均住房面积需求。因生育率下滑、晚婚、不婚率和离婚率提高、寿命延长、人口流动等因素，家庭规模小型化是世界各国人口发展的普遍趋势。比如，1960-2015年，日本一人户、二人户家庭比例分别从5.3%、12.7%增至34.5%、27.9%。当前日本、美国、韩国家庭户均规模分别降至2.33、2.54、2.73人。中国家庭户均规模从1982年的4.41迅速降至2010年的3.09；其中，2010年城镇家庭户均规模为2.85人。由于劳动力回流中西部、二胎政策等因素，近年家庭户均规模较2010年有所上升。从一人户、二人户比例看，中国2015年仅分别为13.1%、25.3%，总体相当于日本1990年代至21世纪初水平，未来仍有很大下降空间。

“但据我了解，目前这些主动型基金尚未大举离场，他们更多在进行调仓，比如抛售此前涨幅较大的沪股通个股或一篮子股票，转而买入深股通与创业板股票，押注更多深圳股票纳入MSCI全球基准指数后所带来的股价上涨效应。”他指出。主动型基金的“顾虑”值得注意的是，尽管目前A股市场对套期保值和衍生品等风险对冲工具监管较强，但一些主动型基金还是从海外市场找到了A股持仓风险对冲策略。

中国的财政赤字历来有名义与实际之分。2016年之后，实际财政赤字远大于名义财政赤字。高培勇说，比如2016年，2.18万亿的财政赤字，占GDP的3%，然后在政府基金账户当中安排4000亿的地方专项债，2017年又安排了8000亿地方专项债，这都是政府赤字。如果再包括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，置换债，以及发改委通过国有政策性银行所发的长期专项建设债券，还有产业投资基金（融资平台债），“全口径财政赤字”已经很高。

在金融服务数字化、线上化的大潮下，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对科技服务需求旺盛。数据显示，2018年全国商业银行科技投入达1123亿元，其中约420亿元为金融科技业务应用类投入。今年7月，继在中国内地收购智能风控公司及在东南亚投资之后，简普科技在中国香港收购了一家贷款和信用卡推荐平台。

“事实上，若没有十足的风控把握，通常主动型基金不大敢进行大规模的跨地套利交易，但在缺乏完美风险对冲工具的情况下，这些基金配置A股的热情也会受较大冲击。”这位香港券商人士还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。目前多数主动型基金还担心A股与海外市场互联互通之下的交易假期风险。

2月10日从阿姆斯特丹飞往首尔的荷兰航空KL855航班上，机组人员因担心韩国乘客可能会传播新冠病毒（COVID-19）而在飞机卫生间门上贴上了“机组人员专用卫生间”的韩文字条。乘客金某拍下字条并提出抗议，随后乘务员称这是公司决定采取的防疫举措并要求金某删除照片，事情曝光后引发种族歧视争议。